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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著作权法定赔偿问题研究——以不同阶段抽样裁判文书为研究视角

发布时间:2015-7-15 15:34:35  来源:《中国版权》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侵害著作权案件中,法定赔偿是最常用到的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然而法定赔偿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定法定赔偿数额依据的首要因素是涉案作品的价值,同时根据侵权性质及严重程度来综合确定。此外,确定法定赔偿金额要考虑到侵权人的生存空间与行业发展,并在不同地域之间体现出合理差异,但最低应不低于权利人正常的维权成本及正常许可使用费用。

 

  关键词:著作权;法定赔偿;利益平衡

 

  我国著作权法第49 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损害赔偿的三种计算方式,分别是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和法定赔偿。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又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然而,各地法院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况又很不统一。下文拟从不同地区法院的裁判文书入手,分别从不同阶段分析侵害著作权案件的赔偿情况,并最终提出完善我国法定赔偿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对不同阶段侵害著作权案件裁判文书的抽样分析

 

  (一)第一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侵害著作权赔偿情况

  我国最早的著作权案件出现在80 年代中期,当时法院处理著作权纠纷的依据是文化部出版局1985 年1月1 日颁布并生效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及1986 年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该条例及实施细则明确了对于侵权行为的后果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但缺乏实际操作性,在经济损失如何确定以及经济损失不能确定时如何确定赔偿数额等缺乏规定,司法机关在适用时有较大困难。加之当时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权利人很少提出损害赔偿之类的诉讼请求,在此阶段未查到法院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的裁判文书。

  (二)第二阶段:1991 年著作权法实施至2001 年著作权法修改时期侵害著作权赔偿情况

  1991 年实施的《著作权法》第46 条规定了“应当根据情况,让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并未明确赔偿损失的依据和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未规定法定赔偿。从笔者抽取的裁判文书的情况来看,在此阶段各地法院裁判总体差异较大,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形较少。这个阶段的裁判文书可分为几种情形:一是以被告盈利确定赔偿数额,但是对“盈利”存在不同认识,对“盈利”的计算方法及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在差异。二是法院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但未释明参考因素。三是综合被告的获利和其他情形,同时依据被告获利和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

  (三)第三阶段:2001 年著作权法修改至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时期侵害著作权赔偿情况

  2001 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一次明确了法定赔偿,而且这一时期法院对侵犯著作权案件也较多地适用了法定赔偿,并且在裁判文书中注重释明判决金额之依据。有的判决根据作品完成成本、商业价值、侵权性质和后果等确定赔偿数额,④有的判决根据侵权作品类型以及行为后果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⑤还有一些判决则是根据作品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⑥总体而言,在该阶段司法机关确定赔偿数额时参考因素较多,也较为全面。如果能更进一步分析各参考因素,则更具说服力及参考价值。

  (四)第四阶段:当前阶段的侵害著作权赔偿情况

  最高法院目前对侵犯著作权案件的总体审理思路是利益衡平,既要加强著作权保护,也要注意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产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发展。⑦在北京视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诉龙苑网友俱乐部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就提出一审法院但未充分考虑乌鲁木齐市发生“7.5”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对网吧经营造成影响这一因素,把赔偿金额调整为3000 元。因此,可以说当前侵犯著作权案件的裁判更加地科学理性,考虑因素也更多、更加全面。

 

  二、侵害著作权法定赔偿之制度政策变迁

 

  第一是法律不甚健全、保护力度较小的著作权法实施之前的“萌芽”时期。我国著作权法1991 年才实施,在著作权法实施之前只有文化部出版局1985 年1 月1 日颁布并生效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及其后制定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由于著作权法还没有出台的原因,加之当时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纠纷不多,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社会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包括权利人都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够重视,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经验相对匮乏。此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侵权行为涉及在期刊上发表作品的,对行为人的处罚最低只有20 元。因此,法律不甚健全、保护力度较小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

  第二是各地法院裁判差异较大、保护水平一般的“探索”时期。1991 年实施的著作权法中并没有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需要各级法院的法官开拓性地进行司法裁判。北京市法院在探索确定侵犯著作权损害赔偿的数额上走在前面,从90 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在探索。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如果无法确定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利,法院应该在5000 元至30 万元之间酌情确定赔偿金额,这也是较早的地方性的指导意见。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各地法院在侵犯著作权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保护力度一般。

  第三是法律法规较为完善、保护水平较强的“百家争鸣”时期。自从2001 年著作权法修改至2009 年前后,国家宏观层面和最高人民法院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这些文件的出台为人民法院审理侵犯著作权案件提供了有效的指引与方向。就这一时期的著作权的保护水平来看,总体上来看是偏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文件当中多次提到要加大赔偿力度,降低维权成本,这也是各地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主要主导思想。

  第四是考虑因素更加周全、保护水平适度的“成熟”时期。从2010 年开始,各地法院在审理侵犯著作权案件避免了一味的“就高不就低”的裁判思路,宽严适度的保护思路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网吧侵权案件下发了通知,孔祥俊法官也多次在其著作中及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到了著作权领域的保护思路,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产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和谐发展。

 

  三、侵害著作权法定赔偿应坚持的原则

 

  (一)在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都无法查明时方可适用

  法定赔偿是最后适用的方式,只有在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都无法查证时,法院才能适用法定赔偿,理由如下:其一,从著作权法第49 条的文本意思来看,三种赔偿顺序依次是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最后才是法定赔偿,这是有严格顺序的。该条隐含的意思是只有以上两种方式无法查明,法院才能根据侵权情节适用法定赔偿。其二,侵犯著作权案件确定赔偿金额是填平原则,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在填平原则下,依据权利人损失确定赔偿金额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方式,而适用法定赔偿是最有可能偏离权利人实际损失,无论法院参考的因素多么全面,也都可能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不一致。

  (二)兼顾权利人、侵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现代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权法律制度设计的指南。首先,保护作者的权益是首要的内容,只有充分保护了作者的权益,才可能有更多的优秀作品被产出。其次,确定赔偿金额时更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利益。还是以网吧行业为例,网吧同样肩负着社会公众娱乐、学习及获取资讯等多种功能,网吧行业的萧条会使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减少,因此要维护公众这种合理的文化层次的需求。

  (三)不低于权利人合理的维权成本及正常许可使用费用

  侵犯著作权案件使用法定赔偿时,如何确定合理的赔偿金额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权法中虽然没有规定法定赔偿下限,笔者认为应坚持“两个不低于”的标准。一方面,法定赔偿不能低于权利人合理的维权成本。这主要是针对2010 年之后的裁判情况,笔者抽查发现有的判决书确定赔偿金额加上合理开支一共就500 元,甚至更低,明显有不合理之处。此处讲的维权成本是合理的维权成本,诸如请天价律师之类的不属于合理开支之列。另一方面,法定赔偿不能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与第三人通过签订的市场化的合法使用著作权的金额,因侵权这种违法行为支出的赔偿金额当然不能低于通过合法途径获取著作权所支付的数额,否则从逻辑上说不通。

 

  四、侵害著作权法定赔偿的参考因素

 

  (一)以作品效用价值为首先参考因素

  价值决定一切,侵害著作权法定赔偿的首要考量因素就是作品的价值。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作品价值的大小和侵权赔偿金额成正比,价值越大,赔偿越高。不同类型的作品其效用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价值不是对某个人的主观价值,而是作品的客观市场价值。确定效用价值最公平合理的方式就是依据作品的许可使用费。许可使用费是依据市场定价,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一般而言,许可使用费越高,作品的效用价值随之越大,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就有可能越高。法官以作品许可使用费作为作品效用价值的依据,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要查证许可使用费的证据真实性。避免权利人与案外人通过签订虚假的许可使用合同来获取不正当利益。二是并非每个作品都有许可使用的事实,要根据作品的类型、上市时间、畅销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作品的价值。

  (二)把侵权情节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侵权情节同样是确定法定赔偿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包括作品的类型、侵权持续时间的长短、侵权人过错的大小、侵权人经营规模的大小、偶发侵权还是恶意侵权、首次侵权还是重复侵权等等,这些都对确定法定赔偿金额有参考价值。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加大对重复侵权以及恶意侵权的惩处力度,也是从侵权情节方面的考量,主要是认为重复侵权以及恶意侵权的行为人的主观可责难性大,只有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在侵权情节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权利人商业维权的问题,笔者认可在市场环境下商业维权本身的合理性,但在权利人统一商业维权的案件中,在案件的律师费用以及公证费用等方面要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三)判决金额应在不同地域之间体现出合理差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体现在侵权著作权案件的裁判中,就是在确定赔偿金额时要体现出这种合理差异。其合理性在于:其一,虽然侵权人所获利益一般难以查实,但通常来说,侵权人在经济发达地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高于在经济落后地区的获利。其二,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也相应较高,这也必然导致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增加。其三,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较高,从制止侵权有效性的角度来看,适当地提高赔偿金额是有效遏制侵权的途径之一。当然,笔者并不赞同一刀切地看待这个差异,具体赔偿金额的确定还是要结合案件其他事实来综合予以确定。(孙海龙 赵 克)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责任编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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