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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播著作权若干问题浅析

发布时间:2016-3-15 16:03:50  来源:《中国版权》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网络转播同传统意义上的转播本质上都是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两者在技术方式上虽然存在一定差别,但行为的性质和效果相同,都能够使公众不用接收原广播组织的信号就实时收听收看广播节目,都会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影响。著作权制度应当将网络转播同传统意义上的转播同等对待,以维护著作权人利益,营造公平合理的法律适用环境。

 

  关键词:网络转播;向公众传播;广播;著作权;同等对待

 

  一、网络转播行为的特征

 

  本文所称的网络转播,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直接(如通过天线等设备截取广播信号)或者间接(如截取其他转播广播节目网站的数据)的方式获取广播节目,经技术处理后通过互联网同步向用户传送载有广播节目数据流的行为,用户可以通过连接网络的设备实时收听收看广播节目。

  网络转播与传统意义上电台、电视台借助无线电波或有线电缆所实施的转播行为一样,都可以使公众不用接收原广播组织的信号就可以实时收听收看广播节目,但它们在技术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别。后者是以“点对面”的方式主动向公众播送广播信号,无论公众是否接收;而前者是将有关数据文件上传至服务器由用户自行获取。也就是说,是用户启动了数据传输,而且这种传输是用户与网络转播者之间的单线联系,具有“点对点”的信息传输特征。

 

  二、网络转播本质上是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方式的网络转播,从根本上讲都是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而规范作品传播是著作权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第8条为作者设定了涵盖范围极为广泛的向公众传播权,即“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按照《关于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若干问题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中的解释,“向公众传播”是指“通过发行作品复制件以外的各种手段和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它既可以采用模拟技术也可以采用数字技术,既可以基于电磁波也可以通过光束传导得以实现……传播是指向不在传播行为发生地的公众传输(transmission)。”①对向公众传播权进行这样的定位和解释实际上传递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WIPO)这样一个声音—任何传播作品的行为,不论其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也不问其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传播,只要能够使位于传播行为发生地不同地方的公众获得作品,都属于向公众传播权项下的行为。网播转播是通过互联网向不在转播行为发生地的公众传播作品,属于WCT语义下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

  WCT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表述源自欧盟的提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中著作权和相关权利若干方面的第2001/29/EC号指令》(以下简称指令)第3条第1款再现了WCT“向公众传播权”的规定,其序言第23项指出,“该权利应当包括就某一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形式向公众进行的包括广播在内的任何此种传输或再次传输(retransmission)”。“任何……再次传输”的表述阐明了此项权利项下行为不受技术手段的限制,能够把网络转播这种再次传输作品的行为涵盖其中。

  在欧盟法院2013年裁决的ITV Broadcasting Ltd, etc. v. TVCatchup Ltd.案中,TVCatchup公司截取了ITV等电视台的信号并通过互联网同步传输信号所承载的电视节目,其服务对象是英国境内已经获得收看电视节目许可的网络用户。被告据此辩称,它没有向新的公众传送节目,不应当被认为是向公众传播了作品,并提出其行为是为了确保或提高电视信号在其覆盖地域的接收质量。欧盟法院指出,“欧盟立法者(在指令中)想要阐明是,用某一特定技术手段每次传输或者再次传输一部作品,必须分别获得作者的授权……通过互联网、藉有别于原传输方式的技术手段再次传输地面电视信号的行为,必须(must be)被认定是指令第3条第1款所称的传播。”法院还提出,如果某一技术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或提高原传输在其覆盖地区的接收质量,那么的确不构成指令所称的传播,但前提是通过该技术手段获取信号的行为不得用于其他传输,而本案中的网络转播却对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了一种新的传输,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为了确保或者提高原传输的质量。法院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指令第3条第1款中的向公众传播“必须被解释为涵盖再次传输包含在地面电视信号中的作品的以下行为:①再次传输是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组织所为;② 通过互联网数据流向能够登录其服务器的用户提供;③即使那些用户位于能够接收地面电视信号的地区并且能够合法地通过电视机接收广播信号。”② 这一裁决抓住了涉案网络转播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公众传播作品这一本质特征,阐明了以不同传输方式向公众同步传播广播的作品构成了向公众传播行为这一原则,对网络转播行为的性质作出了清晰合理的定位,符合网络信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需要。

 

  三、对网络转播和其他转播行为应同等对待

 

  无论是有关国际条约还是各国著作权法,在为权利人设定具体权利项时,通常都以行为的性质和效果而非采用的技术手段作为依据。网络转播以再次传输广播节目为目的,其行为性质和效果与传统意义上的转播行为没有本质差别,在法律适用上应将它们同等对待。

  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Aereo案时对同等对待原则在网络转播案件中的适用进行了诠释。根据美国版权法,有线电视转播行为构成了对作品的公开表演。③最高法院在Aereo案中以有线电视转播为参照物,对涉案网络转播行为的性质和效果进行了分析定位。它指出,Aereo的服务系统与有线电视转播实质上是相似的,两者都能够以连续方式展示作品的图像或者让人听到配音,“都接收了向公众发送的电视节目,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观众传送……虽然两者存在差别,但这一细微差别对于用户和广播组织是不可见的,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④最高法院的审判逻辑十分清楚:既然有线电视转播构成了对电视节目的公开表演,那么与其实质性相似的网络转播也应当被认定为是公开表演行为。从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这样一个主张,即在法律适用上,对于性质和效果实质性相似的行为应同等对待。这种适用法律的方法和视角,体现了法律适用的平等性,不仅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利益,也有利于营造公平合理的法律秩序。

 

  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及建议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官对于网络转播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的认识。

  1.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世纪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实时转播了中央电视台CCTV—奥运频道直播的奥运火炬珠穆朗玛峰传递节目,并且该网站用户可以对该节目进行回放,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具有“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交互式特征,本案中的回放行为具有这种特征,但实时转播却是让公众在特定时间收看特定电视节目,不是交互式信息传播行为。因此,不宜笼统地把网络转播同回放不加区分地都视为著作权法语义下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2.广播权。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依据著作权法关于广播权的规定判定被告承担侵权责任。⑥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北京我爱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涉案网络转播行为构成对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广播权的侵犯。⑦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为著作权人规定了广播权,其中包括转播权,它源自《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2第1款第2项,即作者享有“授权由原广播机构以外的另一机构通过有线传播或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按照我国立法机关网站上的解释,著作权法中对于广播权的规定是为了执行《伯尔尼公约》有关条款,所以对转播权的理解亦应与公约上述条款保持一致。⑧从这一条款的行文来看,“有线传播”(by wire)和“转播”(by rebroadcasting)是相互并列的两个术语(“有线”不是修饰“传播和转播”,只修饰“传播”),它们共同界定了转播权的范围。有线传播广播的作品在中文语境下可以理解为有线转播作品;公约中的广播(broadcasting)专指无线广播,转播(rebroadcasting)也特指无线转播。如果按照中文习惯来理解这一条款规定的转播权,它既涵盖了有线转播同时也包括了无线转播行为,这一点从《伯尔尼公约指南》中可以得到印证。⑨实际上,无论是公约出台时还是在当今的技术背景下,作品的传播(包括转播)无外乎有线和无线的方式。有关国际条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用“有线或无线”来修饰传播(包括转播),通常是为了说明相关权利不受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⑩因此,对公约上述规定应做广义理解,将网络转播行为归入转播权项下符合这一条款的立法本意。我国一些法官将网络转播视为受著作权人转播权控制的行为符合公约的有关要求,在我国当前立法状况下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3.其他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为著作权人规定了一项兜底性权利,即“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有法官提出,“如果(广播节目)初始传播方式采用的是有线方式,则(涉案网络转播行为)构成对权利人所享有的兜底性权利的侵犯。”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赋予作者通过有线方式直接传播作品的权利,法官的这一主张有利于为著作权人在网络空间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列举了著作权人享有16项权利的情况下,在“广播权”指明了所规范的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只包括“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前提下,在网络转播案件中适用兜底条款一定要慎之又慎,以避免突破法律为著作权人所设定的权利范围。要注意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10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进行调整。”根据该法院的解释,之所以写入这一规定是由于“定时传播属于通过有线方式进行直接广播,而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并不包括通过有线方式进行直接广播的情形。”可以看出,这一规定针对的是直接向公众传播作品的定时网播行为,不包括网络转播这种间接的、传播他人广播节目的行为,因此不宜把此项规定适用于网络转播案件。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转播行为定性的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源于立法的不清晰,在法律中明确这种行为属于著作权人何种权利项下的行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13条拟把现行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这一条款用“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来修饰“转播该作品的播放”,表明了此项权利不受转播技术方式的限制,能够把网络转播行为涵盖其中。这一修改能够为处理网络转播著作权纠纷案件提供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避免法律适用上的纷争。

 

  五、结语

 

  广播节目是网络转播之源。如果不把网络转播行为纳入著作权法的规制范围,那么广播节目的使用就会脱离著作权人的意愿和控制,广播组织制作和传播广播节目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长此以往,网络转播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整个行业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承认著作权人享有网络转播权,无论对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还是推动网络转播行业的发展,都是一项固本护源之举。网络转播同传统意义上的转播虽然在技术方式上有一定差别,但性质和效果相同,法律应将它们同等对待,不应对把他人广播节目当做免费午餐的网络转播持放任态度,这是营造公平合理的法律秩序和健康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孙 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责任编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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