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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支持

视听类作品、制品著作权法律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7-7-20 14:27:40  来源:《中国版权》2017年第3期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于视听类表达采取双轨制的保护,既包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以下简称视听类作品),也包括录像制品。随着科技的进步、影视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涉及 视听类表达的案件不断涌现,案件除涉及电影、电视、MTV 等传统视听类表达外,还涌现出体育赛事及其画面、 网络游戏等各种新类型的视听类表达。需说明的是,在视听类作品、制品的创作、传播、维权各个环节均会出 现各种纠纷,涉及的著作权法律问题很多。本文将探讨的重点放在审判实践中尚存争论的问题,归纳、总结已 有的经验和做法,对一些尚存争论的问题提出观点。

 

  一、视听类作品、制品案件的基本特点和情况

 

  ( 一 ) 案件数量多、比例大。随着科技的进步、影视技术的发展、影视行业的繁荣以及互联网企业经营模 式的不断更新,近五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数量以平均每年 20% 左右的速度增长,且仍呈现 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5 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报告显示,2015 年全国共受理 除不正当竞争和专利权之外的知识产权类民事案件共 109386 件①,其中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占全国案 件数量的 11%。涉及视听类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最多、比例最大。近五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涉及视听类 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占全部著作权案件数量的 41%。

  (二)新作品类型不断涌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视听类表达的类型日益丰富,多类型视听表 达的大量涌现和传播对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 2012 年至今,较之传统的视听类作品(包 括电影、电视剧、MTV),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涉及综艺节目、体育赛事及其画面、网络游戏等类型的案件与日 俱增。上述新出现的著作权维权客体,虽然较之传统的视听类作品而言数量不多,但已经成为著作权纠纷案件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出现的视听类表达,在权利属性的界定上通常会涉及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抑或制品的认定问题。

  (三)网络侵权成为主要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服务商商业模式的变革,基于信息网络 传播权而衍变出的新型侵权模式在视听类表达的案件中逐渐增多,并日益明显。近两年,以朝阳区、海淀区、 东城区三个法院为代表,受理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均已占到全部著作权案件数量的 80% 以上。北京市 法院涉及视听类作品、制品的案件数量占全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数量的 43%。此类案件常涉及互联网领 域的新技术、新问题,普遍呈现案件技术事实难查清、关键证据难取得、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等特点,大大增加 了该类案件在事实查明和法律认定上审理的难度。

  (四)社会关注度较高。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视听类作品创作日趋繁荣,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作品 的创作和传播阶段纠纷也日益增多。而且,很多案件都涉及到热门网络小说、热门影视作品、知名作者和知名 导演的作品,如 2015 年审理的琼瑶诉于正案件。此类案件的社会关注度较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更 为凸显。

 

  二、视听类作品、制品案件审理中的经验做法

 

  (一)视听类表达中作品和制品的界限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出现“视听作品”的概念,而是采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和“录像制品”的概念。在实践中,大家通常把“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 的作品”称之为视听类作品。因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在表现形式、拍摄设备、固定方式和再现介质等方面没 有本质区别,因此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准确把握视听类作品和制品的界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2008 年, 北京市受理的一系列涉及音乐电视(MTV)的诉讼,集中反映了有关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的认定问题。

  视听类作品和录像制品的根本区别在于独创性。视听类作品是一门综合艺术,但其本质在于画面、声音的 衔接,其是通过各种画面、声音的前后衔接表达了某种内容。因此视听类作品的独创性主要并最终体现在画面 的衔接与声音的衔接上,包括画面内容的选择、光线的明暗、角度和色度、镜头的切换,以及对所摄制画面的 剪接等方面。能够被认定为视听类作品,应在画面、声音的衔接等方面反映拍摄者的构思,表达出某种精神内容, 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

  对于以机械方式录制他人的现场讲座、戏剧表演等形成的视听类表达,在录制过程中,对机位的设置、场 景的选择、镜头的切换等只进行了简单的调整,或在录制后只对画面、声音进行了简单的剪接等,应认定为录 像制品。因此,对创作高度较低,运用通常技能即可完成的成果,不宜认定为视听类作品。

 

  (二)视听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

 

  1. 视听类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一般认定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常以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制作、发行或公映许可证、摄制合同、正版光盘或视听 类作品片头、片尾的署名来主张著作权。当上述证据存在矛盾和冲突时,应如何进一步查明著作权归属?实践 中,常采取以下层次予以认定 :

  (1)拍摄协议是认定权利归属的最直接证据。视听类作品的拍摄一般投资较大,常为多方投资人共同出资 拍摄。当事人若能够提供最初的拍摄协议、制片协议或发行协议则直接证明视听类作品真正投资拍摄者,且当 事人在相关协议中对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亦常会作出相关约定。因此,拍摄协议等相关合同是判断视听类作品制 片者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

  (2)初步证据,在无反证时可作为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均可以作为享有权利的证据。因此,著作权 登记证书以及获得我国认可的国外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视听类作品 著作权归属的证据。

  (3)署名推定原则。当事人根据署名来证明其为著作权人或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转让,一般是根据光盘 封套上的署名及作品播放时片头、片尾的署名。但是影视行业目前署名较为混乱,会存在署名与著作权登记证书、 许可证不统一的情况。因此,视听类作品的署名是判断权属的初步证据,但不可仅凭署名判断作品的著作权人。 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为“出品单位(方)”、“联合出品单位(方)”的为著作权人。对于当事 人提供的自制光盘能否作为著作权权属的证据,有的观点认为,原告应当并有能力提交涉案作品的正版光盘或 者来源可靠的影片资源用以对比,而仅提交了自行刻录的光盘,因无法用以证明涉案作品的权利内容,故应当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自行刻制光盘中的内容和署名可以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 证时,属于原告已提交证明其权属的初步证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以采纳。

  (4)行政许可证可作为确定制片者的参考。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视听类作品制作许可证和摄制许 可证是对拍摄单位是否具有资质的审查,是对进入影视剧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查 ;发行许可证和公映许可证则是 对视听类作品内容的审查。因此,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对视听类作品颁发证照时并不负责对视听类作品实际 的投资拍摄者做出审查判断。因此,视听类作品制作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公映许可证上载明的制作单位、出 品单位、摄制单位可作为判断权属的参考。

  2. 境外视听类作品权利主体的查明

  根据《电视剧管理规定》、《电影管理条例》、《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等规定,对于源自境外的视听类作品须有严格的引进审核程序,否则不能在传统影院和电视台上映播出。目前, 国家版权局指定了八家境外权利认证机构,包括美国电影协会(MPA)、香港影业协会(MPIA)、韩国著作权 委员会(KCC)、社团法人台湾著作权保护协会、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 商业软件联盟(BSA)、日本唱片协会 (RIAJ)。上述机构对涉及在我国国内使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视听类作品、 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合法性予以确认。

  根据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的相关说明,国家版权局指定认证机构对涉外引进版权合同进行权利认证,其 目的是防止境外假授权,避免国内作品使用者的侵权风险,确保涉外版权交易合法进行。因此,在以境外权利 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书作为认定权属的证据时,还应当注意审查证明书中的权利主体与视听类作品上的署名是 否能够相互印证。如证据之间出现矛盾之处,或者被告提出了相反证据,原告不能提交补强证据或作出合理解 释的,则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权利归属的证据。需要指明的是,除国家版权局指定的境外权利认证机构之外,任 何境外机构(如台湾地区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商业同业公会)出具的证明书均不能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 据。

 

  (三)新闻视频相关问题

 

  随着传统媒体、新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的出现,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媒体之间、新闻作 品作者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调研发现,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大量使用他人新闻视频节目的情况比较严重, 侵权形式复杂多样。其中既有单独使用新闻视频的,也有网站在使用新闻视频的同时配以文字说明,甚至还有 通过嵌套的方式使用视频并遮挡视频发布者标志的。

  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受保护,这导致相关业内人士对于新闻视频能否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心 存困惑和疑虑。按照法条的理解只有构成“单纯事实消息”的时事新闻才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外,除此

  之外的其他情形,即便与事实相关亦非不受保护,而是可能构成新闻作品从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但对什么是

  单纯事实消息,立法和新闻法学理论均未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研究。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则新闻仅用最为简明的 语言记录了该新闻事实的各构成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他人对这一事实的记录必然也会采用基 本相同的表达,则应认定属于单纯事实消息。因此,基于著作权理论中的“表达唯一”标准,时事新闻不受著 作权的保护。

  时事新闻与新闻作品的区别在于媒体是否从自己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对所报道的事件进行具有独创特色的 取舍、描绘、背景链接等,从而向社会公众传达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如果过程中凝聚了作者和编辑人员大量的 独创性劳动成果则构成新闻作品。例如新闻视频,其中包含了文字、解说、图片、视频等内容,由于摄影作品、 美术作品以及电影作品等构成要素相对复杂,不同的作者即便采用上述方式报道同一事实,其对构成要素的选

  择亦具有较多的选择空间,故上述作品通常不会构成单纯事实消息,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对于新闻事

  实基本构成要素的最为简单的表达通常会采用文字或口头表达方式。因此,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时事新闻”的 外延应当限于仅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内容的文字或口头表达。

 

  三、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视听类作品中的作品名称、人物名称和角色形象等元素可否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目前,随着商业形式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商家将经典影视作品中的作品名称、人物形象和人物名称进行 商业化利用。如华谊兄弟公司、上海电影集团诉广州千琪动漫公司“风声”案②中,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风 声”游戏中使用原告电影名称的字体设计、电影剧照、人物形象、人物名称、剧情等。此类案件中,权利人除 了寻求不正当竞争保护之外,也会对作品名称、人物形象和人物名称主张著作权的保护。视听类作品中的上述 元素能否构成著作权的保护客体成为实践中需要统一的问题。

  通常认为,视听类作品名称不具备独创性。因为简短标题往往是处于公有领域的词汇或短语,并不是由作者 所创作的作品,并没有充分表达作者创作的个性,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且作品名称因为表达简单,往往 难以将思想同思想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基于作品名称的特殊属性,笔者认为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标题 的保护会发挥一定作用,尚不宜寻求著作权的保护。同样道理,人物名称因其短小性,亦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

  视听类作品中的角色,是指创作性作品中塑造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可分为卡通角色和人物角色。 由于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角色形象这一作品类型和角色形象的商品化权,保护著作权的相关国际条约也未对 此提出相关的要求。因此,对于角色形象是否可给予著作权的保护存在分歧。通常认为,卡通角色是卡通作品 创作者通过手工绘制,结合线条、色彩等要素塑造出独特的具有视觉图像性质的卡通人物、动物以及其他充当 主要角色的虚构形象。对于卡通角色形象,如“奥特曼”、“变形金刚”等动漫形象,可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

  人物角色是指由真人扮演的,通过影视媒介展现出来的电影、电视剧中的影视角色,例如《哈利·波特》 电影的主要人物“哈利·波特”等。人物角色的法律保护问题相对复杂,目前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物角色是由文学作品创作者、制片者、导演、演员等人员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知名 人物角色通过商业使用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因此,主张构建商品化权,将知名人物角色的姓名、声音、 动作、形象等作为无形财产给予保护。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物角色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存在和经济存在,应当获得独立的著作权法地位,但只有满

  足著作权规定的独创性要件的角色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物角色所包含的要素较多,一个完整的人物角色包含面部特征、名字、外貌、声音、 语言风格、特殊习惯、个性、姿势和服饰等要素,上述要素中有的没有体现作者的个性、有的应当属于思想的 范畴和公有领域、有的不属于著作权法所调整的范畴。因此,对于人物形象不宜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可以寻 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笔者认为由于人物角色形象的组成要素较多,常包含肖像、人物姓名、服饰、发型等多种因素,上述各因 素单独能否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尚存在争议,因此对于整体人物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保护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对于与真实演员所扮演的角色肖像部分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可以寻求民法中有关肖像权和名誉权的保护。对于 具有一定艺术造型、结构和色彩设计的人物服装,如果服装带有较强的艺术美感,表现了设计者独特的情感和 设计,符合著作权法有关作品独创性要件,应当作为美术作品予以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在我国法律尚未规定商

  品化权的情况下,不宜直接给予商品化权的保护。

 

  (二)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保护

 

  当网络游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新增长点时,有关网络游戏的侵权案件也逐渐增多③。总结北京市法院近年 来审理的网络游戏侵权案件,此类案件审理难点在于网络游戏该如何定性。

  1. 网络游戏如何定性

  网络游戏由软件程序、游戏名称、商标标志、游戏规则、故事情节、场景地图、人物形象、文字介绍、对话旁白、 背景音乐等元素组合而成。游戏规则将各游戏元素串联起来,指引玩家一步一步“通关”。网络游戏是将美术作品、 音乐作品、文字作品、视听类作品以及软件作品等多种作品以一定手段集合起来的多媒体作品。因此,在审理 涉及网络游戏的案件中,首先需要明确网络游戏的组成要素中哪些能够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网络游戏可否在 整体上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1)游戏中可单独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

  可作为美术作品保护的元素。具有独创性的游戏界面④、游戏角色的造型和武器装备设计⑤构成美术作品, 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可作为音乐作品保护的元素。涉网络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主张音乐作品侵权的案例较为少见。游戏中 的背景音乐和插曲系相对独立的构成元素,可以单独主张著作权。

  可作为文字作品保护的元素。游戏中篇幅较长的背景介绍、角色简介、任务介绍则可能构成文字作品。 对短小词语构成的角色或者道具的名称,因其文字过短、不符合文字作品的创作性要求,不宜认定为作品。

  可作为计算机软件保护的元素。网络游戏是一种计算机软件,一款网络游戏中的各个游戏元素都要凭借代 码得以实现。因此,游戏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构成计算机软件而落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游戏规则不宜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在 2012 年美国法院审理的俄罗斯方块案⑥ 中,Xio 开发的游戏 Mino 被公众认为是明显抄袭著名游戏 Tetris(俄罗斯方块),然而 Xio 辩称俄罗斯方块中的每一个方块的设计 都是为了实现让方块堆积起来的游戏规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一般认为,游戏规则和玩法属于创意,创意在 著作权法上属于思想范畴。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保护的是对思想的表达。因此,在判断游戏是否构成侵权的 过程中,要将思想表达二分法与独创性标准相结合,从一款网络游戏中梳理出不受保护的思想和规则以及可受 保护的表达,注意区分“规则”和“对规则的表达”。但有关游戏规则的说明书,不应简单认为属于游戏规则, 而应认为属于与游戏规则有关的表达,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2)网络游戏整体应如何定性

  关于网络游戏整体的著作权保护模式,目前有的观点认为,将网络游戏整体作为视听类作品进行保护 ;有

  的观点认为,将游戏作品作为独立的作品类型进行保护 ;有的观点认为将网络游戏整体作为民事权益予以保护。 司法实践中,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审理的“奇迹 MU 案”⑦中已经将网络游戏认定为视听类作品。笔者认为,

  随着技术的发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有关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摄制”的外延已 经扩展,该“摄制”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制作方式,因此对视听类作品概念中有关摄制设备的限制已不存在。在 创作过程中,网络游戏的表达是游戏设计者事先设计完成,不管网络游戏设计的环节和对玩家来说可选择的路 径有多少,游戏玩家都是在游戏设计者事先开发的内容和规则内进行选择,游戏玩家可做的仅是触发多种玩法 可能性的选择,终归没有脱离游戏设计者对游戏的表达。因此,从艺术形式上看,具有一定故事情节、人物角 色或场景设置的网络游戏与视听类作品相似,均系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即通过计算机程序将文字、音乐、美 术等多种作品类型进行结合。在现有著作权法对网络游戏作品类型没有予以明确时,其性质更符合视听类作品 的相关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主张涉案游戏构成侵权时,通常都会把两个游戏从游戏界面、角色造型和装备设计、 背景音乐和插曲、作品名称、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关卡的设置、文字介绍等方面进行逐一比对。当事人主张 的上述内容可划分到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具体作品类型之中时,当事人按照可单独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来主张 权利的,可按照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保护。

  2. 游戏画面直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2003 年 11 月 18 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 99 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电视台、网 络媒体等传播媒体机构制作并播放电子竞技赛事,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仅有游戏画面的直播 ;第二种 是游戏画面直播过程中增加了主播对游戏的解说 ;第三种是电子竞技赛事的直播,此种方式与足球比赛的直 播类似,不仅有游戏画面,还包含选手的表情、手速以及现场观众的情况等。游戏画面直播是指将游戏玩家 操作电子游戏的过程,通过电视或互联网向公众进行同步传播,使公众实时了解该玩家运行游戏的过程、使 用的游戏策略和游戏的进展⑧。游戏主播的解说和游戏运行的界面应当分开进行保护。游戏主播的音视频可以 作为录像录像制品在著作邻接权项下予以保护。游戏画面直播因并不涉及计算机软件程序本身,传播的是游 戏中玩家参与的画面,因此,对于游戏运行的界面该如何进行保护需要进一步分析。

  实践中,我国已陆续出现对电子游戏直播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我国首例涉及游戏直播的“斗鱼案”⑨对此 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游戏种类很多,最初的游戏由条件语序组成,设计比较简单。但不论何 种类型的游戏,用户运行涉案游戏程序而形成的画面,都不可能超出程序设计者设定的范围。尤其是现在常见 的有故事情节和情景设计的大型游戏,无论是游戏画面的场景、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各种姿势,都是程序中预设 的。用户只是通过个性化的操作将游戏程序中原本就包含的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加以实现而已,并没有创作出 有别于原有作品的新作品,游戏玩家不能就游戏画面主张权利。因此,对于游戏直播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 直播画面的定性问题,而是该保护谁的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网络游戏玩家不能就游戏 画面主张权利,游戏画面的权利应归属于网络游戏设计者。如果电视台对一场游戏比赛的画面以无线方式进行 了现场直播,该行为涉及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如果互联网进行了同步直播,其行为并非受广播权控制的行为, 亦不是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可将其作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中兜底的 其他权利进行保护。综上,他人未经许可,通过电视台或网络将游戏画面进行直播,则侵犯游戏设计者的相关 著作权权利。

 

  (三)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保护

 

  近年来,受体育产业迅速发展的影响,观众对于体育赛事的关注度也大幅提升。伴随体育赛事经济发展,

  体育赛事节目的盗播现象愈发严重。体育赛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成为权利人的维权难题。我国著作权法并未 明确将体育赛事类节目纳入作品范畴。体育赛事与体育赛事类节目不同。体育赛事是指现场观众观赏到的比赛 场面。体育赛事类节目是指观众通过电视以及网络等媒体观看到的针对体育赛事的直播或转播,画面是由电视 台或网络媒体导演根据事先设置在比赛场地的不同角度摄像机位,选择切换赛场画面而形成的,在画面呈现上

  不仅仅是对比赛场面的记录,有时还会附带一些在比赛现场无法获取的信息。因此,通过电视台、网络媒体等 传播媒体机构制作并播放的,以体育赛事为基本内容的节目统称为体育赛事类节目。体育赛事本身并非著作权 法的客体,对于体育赛事节目是否能够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存在“独创性”的判断。

  目前关于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认定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构成作品。如新浪诉凤凰网体育直播画面 侵权案⑩,该案系北京市首例因体育赛事转播权引发的纠纷。另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录像制品。如央视国际公司 诉北京暴风公司盗播 2014 巴西世界杯赛事视频侵权案⑪。

  据调研,体育赛事节目的制作流程大概为:1、电视台工作人员在获得体育赛事权利人许可后进驻比赛现场, 在现场重要地点架设多部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正在进行的比赛予以摄像。2、在拍摄的同时,有现场解说员 对场上的比赛进行描述和评论。3、将多部摄像机拍摄到的信号发送到电视台地面控制总站。4、地面控制总 站的导演会对不同角度摄像机拍摄的信号进行选择、编辑和制作,比如再加入字幕、慢动作、回放、现场采访等。

  5、然后再进行一次通过卫星的上下传递,最终使社会公众的电视机屏幕上出现比赛画面。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对记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要求决定其创作空间的有限,但不同导演对赛事画面的呈现会有不同。比如“2006 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突然被罚下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时导演根据多年的转播经验立即调度场边的 9 号机拍摄齐达内下场的一瞬间。而此时大力神杯正好摆在了通道的入口处,于是齐达内和奖杯擦肩而过的经 典画面在这一刻诞生了。场地上方的灯光投身在他的身上,更像是一位艺术家在舞台上最后的谢幕。”⑫因此, 体育赛事节目的导演所付出的是技术性劳动,还是创造性劳动对于认定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体育赛事节目的定性应按照视听类表达中作品和制品的界限,不宜一概而论认定体育赛事节目 是作品还是制品,应从独创性角度予以分析认定。对于由多个机位拍摄的体育赛事节目,如导演在机位的设置、 镜头的切换、拍摄画面的选择和剪辑方面能够反映其构思,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创作性, 该体育赛事节目则符合著作权法有关独创性的要求,能够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视听类作品。但对于由简单机 位拍摄的体育赛事节目,如棋类比赛,导演在镜头的切换、画面的选择方面可发挥的空间有限,该体育赛事节 目独创性较低,不宜认定为作品。

 

  四、结语

 

  视听类作品具有参与创作人员众多、使用作品数量多、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复杂、投入资金多、风险大等

  特点。在审判实践中,涉及视听类作品的案件占著作权案件的数量比例很大。本文仅对实践中急需统一的问题 提出意见,以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为促进文化的创新和繁荣做好司法保障。

 

  (作者单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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